论婚姻家庭法的道德基础
人类之婚姻,原与其它动物之两性结合者无异,盖其同质性生物基础使然。后代之衍生需两性之共同关切,这一天演行为模式构成家庭无限历史承续的结构性基础。仰诸文明之现,此原生性惯行方蹈诸呼唱之公共伦理。特别为成文法运动开展以降,整体共同体社会发生强制话语的范式转型,此即在普遍生物圈世界分拨人类高级文明形式的乍现之光。然而这种范式的持续替换千万年来究不能脱离其本体论意义,即在不断普遍的交往形式下的常规化行为稳态(即在考虑多种摩擦力综合作用下的整体体认的博弈均衡状态)。尽管它随每一当下形态之特殊而易其特性,但在构成人类婚姻家庭制度道德基础及此基础之“前见”的体征上却是确凿无疑的。本文选取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的道德基础若干关节,从转捩点意义考虑长时段内规范价值的相对凝性(solidity),阐明生产交往自身生产阶段对其的重大深刻规定意义,并以此指明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婚姻家庭法道德取向拉伸弹压的历史-交往界限基础。
一、远古婚姻家庭习往———道德禁忌的原生图腾
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再生产及生产方式要素的阶段性突破(特别为火种之保存及生火手段的发现和运用),开始使原始人类生产行为模式显著区别于其它动物。然而在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单元结构———由婚姻所型构的生产元“团体”(society)中,人类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仅仅与后者共享相同或近似的生物功能基础。为物种之保存,“动物和人类在性关系上都产生了坚贞不移或半坚贞不移之爱”[1]4。是种婚姻团体无论婚制形态,皆有生养后代之羁结联系,以此指称其采用了婚姻的社会形式辄是妥当的私人侦探。从人类进化史意义观之,特别在母系社会中,年轻女子与年轻男子一样,婚前皆可恣意享乐。[1]18之所以两性结合尝有而亦谓其“婚前”样态,盖此一如饮食睡眠,乃人类日常行为之定型化。但后代之孕育与降生便使两性配合采用稳定性交往-繁衍形态成为必要,“感情也便不再是自发行为,而是服务于物种的生物目的行为了”[1]90~91。因此,动物之“婚姻”向与人类有同工之义,婚姻家庭之存在也便不取决于法律,而是最初根本规定于人类自然情感与血亲的根深错节之中。[2]1244
在跨越漫长史前史文明进程中,超越性模糊时间始终弥散存在,在封闭共同体独立再生产的情况下,古代时空呈封闭、鲜明的个性特色。婚姻习俗各依该共同体血缘导向之时空基础而易其风格。母系氏族中尝存走婚、一妻多夫等婚制,父系氏族中尝有一夫多妻制,另在少数共同体中存有多夫多妻之婚。尽管形式有异,但在排他性人身占有的目的性制度意义上则是共通的,这种目的通过抚育后代的协同性责任得以根本性加强。这也正是婚姻含有的从早期舐犊精神抽绎而来的原初巫史意义,它于种族延续的自然渴望中重大规定这一交往习惯,这成为后世婚姻法衍生嬗替的最强基础。但此一基础为人类婚姻观念史之交衍渐行“遮蔽”,以至于在近代启蒙理性的性解放运动中使人们(特别是先锋)不能望到这一意义的深层———即人类结合(婚姻)的原始价值依托表征。
于此之外,人类动物性荣辱(男性嫉妒与女性嫉妒)使广泛性杂交日臻困难。在两性数量天然平等的共同体群落中,一夫一妻成为最符合天演保全的进化-留存模式。[1]99同时,远古教育方式(耳提面命的技艺相授)造就了年长者阶层的尊位习俗。这些训诫的言说训道者由于身体组织的退化已不同于年轻人在性观念上的扩张态度,其反复对性的消极说教,成为贞操意识和忠诚观念作为婚姻美德的收敛内涵的思想性道德滥觞。
二、古代婚姻制度———道德观念的固成与流播
伴随语言、文字、城邦等一系列显征的出现,人类在空间纽带上形成区域性文明共同体。以生产工具的革命性改创作为根本生产-生活实践向标,以史载史作为文明教化的新型符号传导意义,超古代圆形循环交往时间在主流践履中顿入不可逆转的矢量上升时间。这一进步理念和文明义无反顾的进化,作为开创一系列现代制度的文明(非“文化”)导源,树立了制度衍生及作为其本体基础的形上道德的经典地位。它在古典成熟时期(西方表现为希腊罗马及在宗教文明教诲下的欧洲中世纪,东方则以三代以降至封建晚末的中国家族式本位时期为代表)形成思想史、制度史的第一座高峰,并在吾人今日婚姻家庭制度中仍能见其历史形态(道德观念)和现实形式(法律制度)。
远古时代源于人类生物性差异而产生的劳作分工直接引向家庭角色的分配:这一男性对外-生产交往,女性对内-生活交往的普遍生存模式早于宗法制现身之前便已规定其重要内容。向来极少谐振的东西方法律及其法文化也因此确立了同一的男性中心导向。在罗马法古典时期,妇女除在公法上能力欠缺外,对子女亦无权力及监护权责。[3]61特别在有夫权婚姻中,妇女要转受其夫监护之下。故而,同族之基础,非系父母之婚姻,乃系于父权。女子在家父(有夫权婚姻中实为其夫)去世后,仍要受其最近之男性的监护。这一制度在斯堪的纳维亚一直持续到晚近。[4]90自其法律地位以观,男性支配地位明显,当然在事实上则又当别论。在中国古典时代,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反映正统道德理想的世间飞升;家庭始终统合于国家的公共伦理艺术中,三纲五常确定的顺位意识是家庭-国家一并达治的结构基础。因此,无论罗马的法理性资源还是中国的公共伦理的指针策略,都指向男性(尊亲)统合家庭的制度-道德选向。
除此之外,财产所有权的定向分配不均,成为阶级内婚制的经济基础-上层建制根源(唯一例外则是超血亲博爱教化下的基督教世界)。它在罗马禁止跨阶层婚姻与中国门当户对的婚姻伦理倡导中呈现共同意义,但表层共性由于价值深处的大相径庭而在实践维度上发生意义断层。
中西之不同土壤酿就了两类社会迥然有异的心性气质,这一分歧在家庭伦理与制度的断裂上是根本的,此从二者近世现代化路径的内缘-外嫁型对立即可一目了然。罗马法精神与宗教教义文明两大时间场共同作用于西方家庭性格的交衍流变,为作为现代性的家庭制度立场分别提供了极大历史资源。
罗马时期,商人经济的发达交往形式,从深层意识上规定了罗马社会的休闲生活方式与开放型法律规整实践。罗马法完全对反于后世教会法上夫妇一体、非世俗主义、性自由禁锢及婚姻阻却主义,[3]313在婚姻进出规则中体现自由主义的价值体认模式。这一知、意、行的一体体认收摄多面内涵。就前述阶级内婚制而言,尽管有之成文法的明确宣示,但依托商本经济的阶层-阶级人口对流在共和时期始终置于首要社会结构语境下,择偶空间的流动性推动思想空间的开放性。因之等级禁锢固在,思想桎梏不存。为避成文法掣肘,跨等级婚姻在实践中采用事实婚形式,社会对此给予默认。[3]312依日本罗马法学者栗生武夫之言,罗马法中事实婚已十分之发达。[5]81而同样实行阶级内婚的古代中国却没有形成这般规模的跨等级婚姻,盖封闭式农业生产劳动形态无由提供大规模阶层人口流动契机,静态等级观念遂固化而成为社会整体体同的观念性基础,它同婚姻制度形态保持高度契合,名门正娶与门当户对作为道德与制度双重管制下最具合理、合法性的实践模式得以流长。唯有多妻制成为代替性战略空间而对男性中心主义作出补偿。由是以观,婚姻制度只有与道德取向一致时,才在其当下实践中处于在场地位。这些道德认同根本地与其时多种定型交往要素(特别为生产交往、文化交往)呈现正相关倾向。
西欧中世以降,话语中心向未来的末日救赎张扬抬高,现世幸福与享乐遭到否弃。家庭伦理也由自由开放式转向封闭萎蘼状态,种族繁衍成为性交与家庭组合的首要合法性基础。婚姻在天主教看来是防止私通的次善(secondbest)手段,故而婚姻阻却主义得到权威化肯认,婚姻障碍远较罗马时期为多。是种障碍在教会法上有三大渊源:自然法、实在神法和教会制定法。[6]14诸法之用取乎法中,觅乎法上。以合法夫妻精神团契爱怜为婚姻目的性诉求,教会法树立了“夫妻一体”(unitascarnis)的道德路标,[3]38并在夫妻的结合体上捆上超验的向往与恐惧并存的纽带。多马氏一言得之:婚姻在夫妻之间产生契约,分娩行为使其与新生儿在家庭中形成一特殊团体,神在其中将其联结更加紧密,使其持续践履互爱之上的义务。[7]11~12这一神圣结合形式不仅使前述事实婚姻遭到严厉否弃,[5]81而且连离婚也为其禁止。此种夫妻一体制在罗马法上有夫权婚姻中已现端倪,教会法后亦曾因革多时。布莱克斯通氏尝言:婚姻使夫与妇在法律上成为一人格。[8]430但是,一旦退去教会法普世性伦理基础,它便又回复到以夫权为中心的人格一体,即“女性之法律地位于婚姻期间悬止,或至少为夫吸收或凝化(consoli-dated)。”[8]430因之,基督教的婚姻道德是人类婚姻道德史上最摆脱生理意义之言说而具有教化淳养功能的超世超血缘定位系统。它既为后世提供了公民(尤为妇女)的普遍权利能力产生的契机,也为尊重后代人格,关注儿童权利之发见输出积极伦理资源。故而,尽管论者通常指认中世纪法律发达史为一部黑暗编年史,但它深沉博爱确实深藏着现代性婚姻理念的萌动之种,甚至这种义务取向型伦理还为现代性价值坎欠提供了补完基因。
三、近现代婚姻伦理———对抗与融合中的复归与流离
以路德教改革为肇始,启蒙运动为思想承载,工业革命为物质依托,一场起初以完全颠复教会伦理本体论的现代化运动席卷了西方世界。上帝的巫史功能意义再度被普遍剥离,终极关怀从天国拉向世俗社会的德福圆满。以这一主流话语转向为依托,婚姻家庭制度又一次经历了革命式嬗变。在前期,它主要表现为一场以启蒙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和社会中市民阶层的勃兴为中枢神经的“婚姻的还俗化”运动。首唱婚姻法乃自然法上契约者乃普芬多夫氏(Pufendorf),将婚姻从宗教道德观念中剥离成为纯法律观念的则是托马休斯(C.Tomasius)。[9]40完成了婚姻伦理从超验意义的脱逸后,罗马法上曾被遮蔽的自由理性再次藉由回归西方特质的返本运动而大放异彩。栗生教授用一言以蔽,“罗马的自由婚姻,就是近代婚姻法的理想”[5]77。这种回归运动不仅因为民族自豪感的现代体认,更由于这种去蔽本身即是寻找本己特性(发轫于商人经济交往形式的理性-计算主义,平等、自由与开放的性格特征)的强烈志愿。这种文化的返本认同不独体现于西方,在东方中国近现代化历程中亦不鲜见。然而,西方婚姻家庭伦理作为其文化的组成因子,伴随工业文明的得胜而成为世界语音中心,一场以西化为体征的西风压倒东风的世界现代化历程纳入了二元式开展轨道。
但是,西方婚姻家庭伦理的近现代化并非对罗马法的简单“复位”,而是扬弃性“复归”。这集中体现在追求婚姻自由的两性平等结合中。这一抗争理路在近现代西方婚姻乃至更宏大的社会语境下表现出长时与曲折的演绎姿态。尽管拿翁民法典第8条举世瞩目地确认了公民的普遍权利能力,但这离两性在观念、制度上的真正平等仍有需长涉之途。晚一世纪的德国民法典(BGB)仍以法定方式分配家庭角色,明定家务需妻子承担。[10]190即便是女权运动之先驱者亦非是解放由于地位不平等带来的权利义务分配不均,仅是希望将以前只束缚妇女的道德枷锁加到男人身上。[1]59于是,开放起来的婚姻在忠实义务的配给上便处于失衡状态:男性的婚外性行为由于其在普遍交往中的优位立场而获得更多宽恕;男性在劳动市场上的投入(这是男性主导型职场伦理的题中之意)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普遍确认,而女性贤内助式家政忙碌则由于其个体性、封闭性而无法兑价公共生产。这一跛足式家庭生产单元因摆脱了教义教化的最后锁链而更易导致离异后果,它将反过来更加边缘化生存技能处于劣势的妇女的地位,实质仍未走出男性家长尊为家族王国魁首的伦理怪圈。二战以来,女权运动在话语争夺中极大地改善了这一现象,使得现代社会对父权之重视已大不如古代社会。男性希望通过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而不是通过拥有成群的后代来取得成就,这一变化也是传统道德和传统神学力量大大削弱的原因之一。[1]20~21故在现代西方社会背景下,支配意识即便存在,也被挤入潜意识;相反,“将家庭关系伦理化往往给夫妻之结以特别意义,认其为伴侣间理想的平等原则,他们相互体同(empathy)对方之经历并在思想与行动上合作共勉”[11]10。然而,欲从理念上根本逆转男性中心这一“有效历史”(伽达默尔语)仍待后现代荡涤的悠久回声以成。
另一方面,主体性言说在否弃宗教的历史-意识形态意义后得以飚升。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包括重拾生理愿望的性自由(解放)法则。在既有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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